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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组会上,张运凯、蔡光洁、郑家建、徐坤、崔亚丽、马景林等6位委员,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、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、打造儿童青少年阅读生态、推进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、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等作了发言。
持续多年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,根本是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清除障碍,清理政府服务各个环节中的弊端隐疾。吴伟表示,营商环境建设带动了各项改革,对稳增长、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产生了巨大作用。
加征关税引发的报复性关税让农业生产者感到不安。环球网援引《金融时报》报道称,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低迷,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主席小肯尼思·哈特曼称之为“令人不安的经济形势”,农民们担心这些摩擦将给已经陷入挣扎的农业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凯莱布·拉格兰说:“农民们很沮丧。关税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和‘闹着玩’的事情。”他补充说:“关税不仅让家族企业的钱包受到重创,而且动摇了建立贸易关系的核心原则——可靠性。”
针对产业转型升级难点,浙江实施“一业一策”差异化发展战略,通过“局市会商”机制与地方政府加强战略合作,结合区域特性和基础优势差异化发展,因地制宜推动当地产业结构性调整,在产业优势地区改革先行先试,打造一批专精集群。在药械化产业集聚区域开展“组团式”服务,集中破解企业研发、生产、流通环节难题。
即便在共和党内部,关税政策也引发了广泛担忧。来自受影响州的国会议员们纷纷与特朗普的助手联系,表达他们的不满。据美国媒体报道,他们原本期待特朗普能在演讲中更清晰地阐述关税计划,并说明普通美国人将如何从中受益。
1982年初到美国时,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(AI)与运筹学(OR)。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,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,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。那时,互联网还没有出现,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。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,最突出的问题就是,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“量”的定义十分模糊,如出现很多“适量”“少许”等字样。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,在专家的脑中,“适量”等词汇应是“量化”的结果,但对于外人而言,是难以捉摸的。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,构造这样一个系统,数据是不够的。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,使我对“量化”产生了兴趣,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。
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从前“定性”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,只有为问题“定量”才能找出解决之道。在个人不足以在如此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、准确地做出决策时,运筹学提供的量化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决策。比如在发达的金融领域出现了定量金融、量化交易,这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向更微观、更细节、更量化的方向发展,西方常说“Devil is in the details”,翻译成中文就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。中国在上个世纪引进这门科学的时候将“Operations Research”翻译为“运筹学”,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,但还没有完整体现其背后“量化”的含义。